塞维斯管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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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斯管理日记

现行企业做法和理论需要深刻反思
发布时间:2016-12-22 17:27:28 点击次数:2456

真正的危机是人们停止了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


重要的不是整合多大规模的资源,甚至也不是制定出整体的转型战略,重要的是别那么浮躁,别那么雄心万丈,而是安心于做好每一件事,凝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承当起一刻接一刻地精进,就一定可以开发出生活这个巨大的、生生不息的矿脉。


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经济界的反思。有一种说法,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中国人造成的,看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是说起来津津有味。我看也有些道理。


冷笑话背后的悲惨故事


中国人了不起。1949年建国,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结果把苏联学的一定要当世界第一,什么方面都要第一,军事、经济、科技、政治全要世界第一。结果最后没有成就世界第一,却成就了一种自负,苏联也在自以为是中解体了。


1972年我们跟日本建交,我们开始学日本,又复制日本的体制,复制日本的企业榜样,等等,看日本的高仓健、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结果学了十年,80年代初,世界能源危机,日本企业又蔫了。


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又开始学习美国。我们心目中的伟大公司,都可以在美国找到范本。可以说对美国公司的仰视和模仿,成了过去30年中国企业界的主旋律。更有一大批海龟和国有企业实现世界一流的梦想,使得中国企业家常常不问现实中的真问题,只要是美国一流大公司采用过的流程或制度,它们就大力引进。13亿中国人学美国,那可是不得了的事。中国经济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全世界看中国发生什么,中国学习美国,全球都学习美国。结果把美国学习得自以为是,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危机。美国公司原来不过如此!向来对美国公司仰视的中国企业人,第一次可以跳出来,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俯瞰这场危机以及危机下的众生相了。


这是一个冷笑话。每一个冷笑话的背后都有悲惨的故事。这个冷笑话背后的悲惨的故事是什么?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强大的国家,占世界GDP的1/3,但是从汉朝,尤其是唐朝开始,唐朝、两宋、明朝、清朝,日本人一直学习中国,把我们中国的所有文化都复制过去,甚至把我们的禅宗复制到了日本。日本武士政权首先用禅武装了武士,成就了武士道。后来蒙古大军横扫欧洲,可是在日本小国却吃了败仗。武士道击垮了忽必烈大军。后来日本接着跟中国学禅。一直学来了一个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日本又用禅武装了他们的企业。中国经济增长30年感到很骄傲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弹丸之地的日本,缺乏市场没有资源,其经济体的总量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怎么骄傲的起来呢?我们如何在大危机中,不断地重新调整改变自身的能力?日本企业遭受着一次次世界危机的冲击,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依然挺立为世界第二强经济体,很需要中国人静下心来,虚心学习。最需要学习的是,日本人安心、凝视和专注于细小事物中的那份静气。


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这是目前中国实体经济需要在一个时期内面对的严峻情势。可以说,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到达一个拐点,即从过去需求过度膨胀转变到需求有限的紧日子。需求膨胀的日子,有点类似跑马圈地运动,而需求有限的紧日子,才回到了经济的本源。


房企为什么成了千夫所指?中国人的大局观哪里去了?


我们都在讲刺激内需,但是我感觉到刺激内需的方式是不对的。房地产是中国内需的第一推动力,但是现在已经发不出力来了。房地产一系列相关的利益者,都在考虑他们的蝇头小利,多在混淆视听。


现在房企不幸的是成为了千夫所指。为什么?这里面需要我们房企自己来反思。现在到处看到的和听到的是房企困局,什么资金链绷得太紧,许多房企面临倒闭风险。房企的真正现状是,资产大、现金少。那么大的资产,从土地储备到半成品、成品的储备。资产在手里为什么就转换不成现金呢?这些矛盾并不是金融危机带给你的,而是你的意识,你的战略,你的观念,你的发展模式。


房地产价格实际上是由五个部分组成:(1)建安成本;(2)企业管理成本;(3)土地地价;(4)政府收的各种各样的税费;(5)房企利润。就在这五个因素之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地价、各种税费,房企利润能够占到80%以上,有的说占到85%。那么这三块的构成部分如果能适当的下调,就是归属于地方政府的地价和归属于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税费,还有房企的利润,比如说降低30-40%,那么中国住房市场就会被刺激起来。


住房需求一旦刺激起来,后面带动所有的链条,每个人要花费更多的钱要装修,买家电。同时生活好了以后,你要去有一些户外活动、时尚等等,一系列的需求点就由此被激发出来了。而目前房企、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还缺乏这种承当。现在最需要这种承当,最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激情。以前这块利益明显是你的,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你为了刺激起中国经济的内需,房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让一部分利益出来,就为激活经济做出了承当。


那些遭遇生存危机的房企在被迫做出这种选择。去年许家印领导的恒大集团,为着准备去年上半年上市,在2007、2008年屯了好多地,但是IPO融资没有完成,资金链紧张得快要崩了。恒达不得不在全国许多个城市,75折、80折卖房,一下子去年搞了118亿元销售收入,第一次跻进房企百亿军团。去年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万科。万科率先主动降价,客观上这是一种非常有责任、非常有承当的精神。刺激内需的第一推动力,就在于我们房价是否能够真正降下来。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我们的房企、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一种承当。让利给买房者,然后这块市场就可以推动起来。相关利益主体是做点牺牲的时候了。中国的各个既得利益主体,能否勇于承当,是启动中国内需最为关键的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渡过危机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剪刀加浆糊的思维范式为什么流行?中国人的创造力哪里去了?


中国人缺乏个性,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甚至日本人对我们的评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都几百年了,还是没有甩掉。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日前爆出开封市副市长在开封市的大会上,高调宣示“要建立和谐的漯河”。网上一片哗然。猛烈抨击那个给副市长起草讲话稿的秘书,以及这位身份显赫的副市长:连一个短短的讲话稿都不能自己起草,你们还能干什么!看上去这是个偶然事件,实际上这却是极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


不只是这样一个副市长和秘书,讲话稿都要去抄袭。抄袭已经成为一种压倒性的风气。这种风气是这样的猛烈,以至于我们的科学实验,都已经不独立做实验了,而是把别人的实验克隆过来了事。至于我们的企业,那更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机会非常多。我们的企业按耐不住迅速扩大规模、赚取利润的雄心,哪里还能专注自己的领域进行创造?许多企业家一不小心做大了以后,什么赚钱做什么,开始横跨许多行业,最后干脆做起了投资。什么赚钱做什么,什么方式来钱快就怎么做,甚至出现了一线企业纷纷参与毒牛奶这样的营生。贪大求名,扭曲了多少人的心智!一种弥漫开来的浮躁,使得“安心、精进”成为一种罕见现象!


现在企业的董事长和CEO,遇到问题,会自然而然地把问题交给他的团队。团队接到指令后,就会启动团队的机器,开始广泛去寻找。会想到以前积累的方法,会直接上网上去下载,或会想到找咨询公司给提供咨询报告。对公司运营完全隔膜的咨询公司,接到这个订单后,他们会去找以前的工作案底,会去找其他公司的问题借鉴,会去找一般的操作方式。这些不懂企业运作的项目人员,却能够在一个格式化的框架内,添加上这个公司运作所需要的信息。最后,公司老板再依据这些二手材料,作出英明决断。没有人再耗神费力去进行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了,这种剪刀加浆糊的思维范式已经泛滥成灾。


真正的危机是人们停止了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我们的脑子已经被二手货充斥不能辨东西南北了。我们的习惯和一系列成见,已经形成一座座大山,把我们的心智给压扁了,难以轻松自如地看待事物了。庞大的架构,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却让我们失去了捕捉机会的敏锐。一种惰性的病变已经侵袭了我们的肢体。


真想大呼一声:回来吧,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回来吧,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个性!回来吧,中国企业人的承当!


是一味追求数一数二,还是小而精、小而美?


金融危机让人们对许多流行的企业理论进行反思。比如有一种理论在中国很流行: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可是,危机一来,做标准的华尔街投行整体到下,做品牌的通用汽车濒临倒闭的边缘,做产品的苹果则红红火火。在中国有着同样的故事。做标准的唐氏兄弟早就不见了踪影,做品牌的蒙牛产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资金链紧绷,做产品的三元牛奶无论怎么扩张生产线产品就是供不应求。


当一个公司,真正像苹果公司那样专注于细小物件的创造了,也就给世界创造了惊喜和美感,供应链、品牌、资金也就开始向这个公司汇融了,公司规模和影响力也就跟着扩展开了。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干什么都赚钱,已经毒化了一些企业家的意识。“数一数二”、做强做大这样的理论,最容易打动他们的神经。于是,他们为着一个宏大的目标,每时每刻都处于紧张之中。要“数一数二”,就要多启用资本杠杆,就要花巨资去砸广告,就要去编织一个个宏大的概念,就要去塑造一系列的概念传奇(蒙牛的“特仑苏”),而那些老老实实做企业、做产品的人,则被看成是“小农意识”,视野不开阔。


“数一数二”的理论,被国内以讹传讹,说成是杰克·韦尔奇的理论。韦尔奇则不厌其烦地在他的自传中喊冤:数一数二,只是他刚接手GE时的权宜之计。当时GE的规模过于庞杂,官僚体系则都为维护本部门的利益而“据理力争”。韦尔奇不得不祭起“数一数二”的旗帜,把那些臃肿的部分砍掉。可是当企业进入正常状态,不把细小的环节做精,不把细小的事物做细,也就没有了做企业的味道。可以说,人们一味追求高增长、高速度、高消费,一味做大做强,是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日本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安心于一个一个的小生意,安心于一个一个的小物件,找到精进、追求极致的平台。日本人可以把喝茶做成茶道,可以把击剑、拳术做成剑道或柔道,可以把军队做成武士道,可以有“花道”、“书道”、“水饺道”。可以把一个小营生做成艺术和禅。而在禅的发源地中国,则没有时间和资源去精益求精。我们的机会太多了,要想出人头地,就要比别人有更加宏大的计划和驾驭更大规模的资源。由此带来的一种文化意识,对我们子孙后代的文化心理塑造,都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我宁愿相信,数一数二只是副产品,不是一个公司应该锁定的目标。你一旦以它为目标,也就本末倒置了。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地头力”,一种凭借专注于细小事物形成一个强大的“场”,促使企业也中每一个人去头拱地解决现实问题。地头力不是理论,而是现实中企业家在一个个细小事物中头拱地创造的写照。


20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小的是美好的》,开卷引用甘地的话点破主题:“地球提供的物质财富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舒马赫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相信生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眩目的科技成就更加剧了人类的幻觉,以为自己拥有无限能力。实际上,相对于大而无当的扩张,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发展,小带给我们的感觉会更加美好。在他看来,资源密集型的大型化生产导致经济效益降低,贫国与富国的差距拉大,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人应当超越对“大”的盲目追求,提倡小型机构、适当规模、中间技术等等。《小的是美好的》出版后,影响很大,6年内重印了12次。舒马赫有着非常坚定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红的不是好的,蓝的不是好的,绿的不是好的,只有小的是美好的。小需要关照,小可以成长,小可以灵动,小充满生机。而大,易滋长官僚气息,易掩盖罪恶。可以说,舒马赫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切中了当今世界发展的要害。


当一个公司的每一个业务现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地头力,都能一刻接一刻地追求极致和精进了,这个公司就是最强大的公司;当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企业,都有独一无二的地头力,都能一刻接一刻地追求极致和精进了,这个国家就是最强大的国家了。


我研究了一系列企业案例,得到的如下初步结论:


大危机是我们回归经营管理本真的契机,我们需要回到客户真实需求点,回到员工的现场开拓力,深耕细作,降本增效,消除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浪费,增强盈利能力。这时,重要的不是整合多大规模的资源,甚至也不是制定出整体的转型战略,重要的是别那么浮躁,别那么雄心万丈,而是安心于做好每一件事,凝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承当起一刻接一刻地精进,就一定可以开发出生活这个巨大的、生生不息的矿脉。